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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追两栖动物的人

2015-02-04 中国青年报 秦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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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费梁、江建平和谢锋在四川瓦屋山考察宝兴树蛙。

  这是一项“超级工程”,由10部专著、234篇论文、8000多幅图片、17万多个形态数据、3000多个个体的DNA序列构成。这也是一项“寂寞工程”,经费不多,受重视程度也不算高,“建设者”常年野外奔走,案头工作繁重。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已有三代科学家先后投入这项工程——清查中国两栖动物的“家底”。

  不久前,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揭晓,历时50年的澳门赌场成都生物研究所“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获二等奖。获奖的5人中,一位早已离开人世,两位年近八十高龄。

  “退休十几年,从未想过参加评奖。”得知获奖消息时,79岁的费梁郑重而平静地说,这位两栖动物研究泰斗级人物甚至在提供给会务组的表格中写道:“会前、会后均不接受采访”,因为“没什么可说,我们的工作很普通。”

  获奖者中的“第三代”江建平表示,这个奖是对老师费梁一生的完整总结,也是在向这项研究的奠基人刘承钊、胡淑琴致敬,更是在给未来提供研究基础。

  在他看来,正如老先生所愿,这项研究不仅后继有人,“冷板凳”也越坐越热。

  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大山里、高原上、沼泽边

  不久前那次隆重的颁奖大会上,叶昌媛精心剪齐了稀疏灰白的短发,站在一袭西装的丈夫费梁身边。为了配合他的红色领带,她特意穿了红色毛衣,外面罩着一件白色外套——尽管款式很旧,但领子和口袋上都刺绣着精致的花纹。

  作为费梁的同学、爱人、最默契的同事和共同获奖者,叶昌媛在5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穿漂亮衣服,也从未化过妆。

  “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大山里、高原上、沼泽边……”费梁说,每年三月至八九月间,他就出发寻找两栖动物的栖息地,几乎“翻遍”整个中国的湖、塘、池、沼。在野外,他白天探测环境,晚上“去和蛙呀、螈呀相遇”。

  山中夜晚,“手电筒往黑的地方一照,有的红眼睛,有的绿眼睛。”他在瀑布后的石头缝里摸“湍蛙”,差点儿被水冲走。他在海南的水草里,被蚂蝗叮得血流不止。在四川南江县的山沟里,叶昌媛还遇上过泥石流。说起往事,两位老人兴奋得像小孩子,眼睛都挣脱皱纹的束缚,瞪得圆圆的。

  在江建平看来,“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提供基础数据和对其他学科的支撑,是环境评估和检测的依据,还是生态状况的指示”。 而作为一项需要大量时间和耐心的基础研究,它需要采集动物,制作标本,解剖个体,用图文详细分析、阐述、记录其特性,进行比较,并用一定的方法将其分门别类。

  正因如此,扎实的野外调查被视为这项工程的“地基建设”。费梁记得,早年,他们没有任何“户外装备”,靠一张塑料布在潮湿的林地遮雨。没有相机,绘图员要一手捏着蛇头,一手画画。六十年代的饥荒中,他们用篝火煮熟铁盒里仅有的大米,就着盐巴和辣椒吃。有一次,大家饿得受不了,就逮住老鼠,掺进野菜,包了一顿饺子,“高兴得像过年”。

  这样的野外生活,江建平一代已无从想象。当他谈论起自己的“野外生涯”时,显得轻松愉快。他自嘲胆小,最初不敢抓“黏糊糊的青蛙”,并拿这故事鼓励了好几茬学生。在他眼里,周身青翠的华西雨蛙和斑点灿烂的红瘰疣螈一样美丽,他还会模仿母凹耳臭蛙的叫声,曾引得一群公蛙激动不已,争先恐后往他肩膀上跳。

  近20年来,这些追了半个世纪两栖动物的科学家们开始收获果实。1991年,费梁、叶昌媛编著的《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出版,两年后,他们又出版了《中国珍稀及经济两栖动物》。这两本书很快成为当时国内同领域研究者们人手一册的“参考书”。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馆长更是写来信件,用“不可估量”来描述《中国两栖动物检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在这项巨大的工程里,费、叶的研究以形态为主要分类依据。90年代中期,江建平又引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在两栖动物的DNA中重新寻找证据,与形态特征互相印证,增补、修正和完善费、叶二人建立起的分类体系。

  不久前,当这些不断发展完善中的研究成果参与评奖时,得到来自环保部、农业部和林业局的书面推荐。

  事实上,在填写申报奖项等级时,这个团队只写了“二等奖”。后来曾有不少网友为他们没能获一等奖鸣不平。“一等奖空缺多年,太重磅了,我不认为我们有资格。”费梁淡淡地说。

  要报就报三代人

  费梁从前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建设”那项“大工程”的中坚力量。

  1961年,25岁的他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澳门赌场成都分院。时值单位组织架构调整,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奠基人之一胡淑琴也刚到任,费梁放下所学的畜牧专业,成了胡的学生。

  “物质也好,未来也好,都没想过。”费梁说,那个年代“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同学叶昌媛也是他的同事,两个年轻人一边工作,一边读文献,一边到川大、川医听课,补上动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和生态学基础。

  “这个领域我们落后国外一百年。”费梁回忆道,除了刘承钊和胡淑琴夫妇,国内几乎没有针对“两爬”专门的研究人员,分类方法也是“舶来品”。费、叶二人接到任务,接老先生的班,“充满历史使命感”。

  某种意义上,这种使命感部分来自“老一代科学家的故事”。刘承钊是从康奈尔毅然回国的博士,战乱期间也11次到野外调查。在大凉山深处,他曾因感染斑疹伤寒差点儿没命。直到生命尽头,他和妻子胡淑琴也没有放弃野外调查。

  相似的故事发生在他们学生的身上。叶昌媛说,“和费梁过了几十年,没见他睡过一次懒觉”,夏天6点前,冬天7点前,一定爬起来。因为长时间盯着解剖镜画那些绣花针大小的骨骼,费梁的视网膜曾经脱落。

  江建平干脆声称“没有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在一个飘着冬雨的周六下午,他在办公室给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在描述三代科学家的共性时,他和老师费梁同时用到“坚持”二字。费梁的小孙子曾抱怨爷爷“眼里只有青蛙”,而江建平的儿子也说老爸“把蛇都抓完了”。

  与老师相比,江建平投身“两爬”研究的选择,完全是自我意志的结果。1993年,这位毕业于川农的“专业第一名”决意师从费梁门下。“进了那扇门,就是‘半个出家人’!”器重他的老师劝他,冷门、收入低还非常辛苦。三位不同的导师给他开出优厚条件,包括“最好的实验室”、“最有名的老先生”还有“最前沿的领域”。

  说起最终决定,江建平坦然极了。他热爱基础研究,慕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室和费梁名已久。还有一个原因,女朋友是成都人,费梁的研究室也在成都,“因为爱情”。

  “截至目前,我的选择从这两方面来看,都没什么不对嘛!”坐在被数十只标本瓶围绕的桌前,这位研究员的脸上,浮现出颇为自得的笑容。女朋友成了他的贤妻,他则成了“老先生们的又一代接班人”。

  1995年6月,费梁收到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实验室主任Alain Dubois的来信:“这两本著作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各国研究两栖动物的学者来说都是十分有用的……确信它们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推动作用。”

  2014年,由费梁牵头,江建平负责具体筹备,“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项目”参选国家自然科学奖。“但我们不能忘记老师。”费梁再三向江建平强调,“要报就报三代人”,在参评材料中,他郑重地写下了胡淑琴的名字。

  此时,距离他的教师去世,已经22年。

  师傅总有老的一天,到时就得徒弟带师傅了

  77岁的叶昌媛记得,她刚参加工作时,研究室还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春熙路”。“在热闹的地方搞冷门!”有人曾对她这么说过。

  江建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项目获选国家自然科学奖,其实是几代科学家把冷板凳硬生生坐热了,“是整个动物学界的大喜事”。奖项公布那几天,打来祝贺的电话响个不停。

  最近,他常想起初进研究室的那次面试。当他走进办公室时,费老的眼睛还没离开双目解剖镜,顺势就让他对着解剖镜画蝌蚪。 那时,整个研究室没有一台电脑,更谈不上分子生物学研究所需要的PCR和DNA测序仪。修订文章都是在格子纸上“剪刀加浆糊”,改动太多就手抄一遍。

  在江建平看来,这样的研究条件简直是“没有条件”,但费梁和叶昌媛已经觉得“很幸福了”。他们的老师刘承钊和胡淑琴到野外采集标本,连路都没有,画动物形态也全靠个人经验技法。到他们这第二代,不仅出门有车坐,还有了照相机和绘图仪。

  1994年,研究室购置了第一台电脑。费梁好奇地看着格子里的文字爬到屏幕上,很快就接受并开始学习。如今,老人的笔记本电脑都换了好几台,他还能用绘图软件photo shop为骨骼解剖照片画出极富立体感的效果,连研究室的“小朋友”都来取经。

  “我没有见过胡先生,但听了很多她的故事。”江建平表示,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和成就令人敬佩,但他们受困于时代,有时过于保守。即使在野外调查中发现新物种,也不敢想象新的分类方法。

  费梁一代则不同。他们不仅创制出一整套全新两栖动物分类体系,当80年代细胞遗传学兴起时,他们也很愿意联合年轻人,把“蛋白质多态性”等前沿技术纳入自己的研究。

  “大部分90后思想更加活跃,见识也更加广博,非常优秀。”江建平这样评价他的学生。有时,他甚至会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而改变观念,因为“正是新生代带来的想法、体系和技术在推动着我们的研究”。

  几十年前,费梁和叶昌媛的同事,不少因为“清苦”和“寂寞”而离开,如今,因为越来越受到重视,且研究材料充足,不少做鸟类、兽类研究的学者,转而加入到两栖动物的研究队伍中。

  “我来时,费老还在担心‘青黄不接’,但从2000年之后,就在走上坡路了。”江建平做出了中国第一份有关两栖动物的分子系统学研究工作,他门下目前就有近10名在读研究生。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老先生们的期望,“算是个合格学生”。

  “你总是很忙,但你没‘乱’。”费梁曾含蓄地表扬他。

  在江建平眼里,费梁和叶昌媛的意义,如同父母一般。他为他们而骄傲,但他同样深知,师傅总有老的一天,到时就得徒弟带师傅了,“如果学生不能超越老师,那是一种失败。”

  在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里,陈列着上万只玻璃瓶和七万多只两栖动物标本,江建平“每一个都喜欢”。事实上,他会和实验室里饲养的蛙类聊天,还让疣螈到自己手心里“用餐”。

  在研究所背后,他和学生搭起了一个室内“两栖动物栖息地”,挖出细小的水渠,种上蕨类植物,还给娃娃鱼下榻的水坑盖上一片瓦。“美”、“神奇”、“与众不同”是他给研究对象们的评价。

  时间拉回到1994年,江建平刚开始跟着老师出野外。走在山上,坡并不陡峭,但覆着薄薄一层沙子,有些滑。他一步也不敢迈出去,直到费梁走过来,把他所有行李都背到自己身上。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5-02-04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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