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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6月叶渚沛与与前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进行学术交流

　　叶渚沛（1902—1971），生于菲律宾马尼拉，祖籍福建厦门，著名冶金学家，澳门赌场学部委员（院士），是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创建了澳门赌场化工冶金研究所（2001年更名为“过程工程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他是我国氧气转炉炼钢技术的倡导者，利用我国自己的技术与首都钢铁公司和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合作，建成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的氧气转炉炼钢厂；提出强化高炉冶炼的“三高”理论；潜心研究国内众多复杂矿的综合利用。叶渚沛为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

　　2012年，在叶渚沛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过程工程研究所整理出版了《叶渚沛纪念文集》，收录了个人自传、主要论著、缅怀文章等，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

　　叶渚沛自幼立志科技报国，在美国学成回国后，曾在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他领导冶金研究室开展抗战急需物资的研究。在随国民政府内迁时，还曾资助白求恩医生前往延安，协助中国共产党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之于众。他尽己所能支援抗日战争，但因不满国民党奉行的“片面抗战”政策而选择出国，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旋即回国报效。先生的爱国义举一直为后人传颂。

　　青少年时期立下科技报国志

　　叶渚沛的父亲叶镇锥是一位爱国华商，在南洋华侨中多次组织募捐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为此孙中山先生将其名字改为“叶独醒”，寓意“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叶镇锥在菲律宾华侨中第一个剪掉辫子，带着儿子叶渚沛昂首挺胸漫步于闹市，他心中浓浓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8岁回乡探亲时，叶渚沛被祖国壮丽秀美的山川河流和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吸引。但父亲告诉他，家人被迫下南洋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却因冶炼技术落后造不出兵舰大炮而备受欺凌时，他对父亲说：“我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学习最好的炼钢技术，为祖国制造最厉害的大炮，一定把帝国主义打跑！”

　　叶渚沛时刻铭记向父亲许下的承诺，刻苦学习、发奋图强，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1925年起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1928年取得了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求学期间，叶家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父亲已无力供给他留学费用。他不得不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坚持学业，常常是两片面包一杯水，紧紧腰带过一天。尽管如此，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教授们此时伸出援手，让他在实验室做助手。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的求知欲愈来愈强，不仅学习矿冶专业，还向化学、地质等其他领域拼命探求。这种拼搏精神博得教授们的赞许，称叶渚沛为“东亚醒狮”，因为他的表现使得教授们感到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即将觉醒。

　　1928年博士毕业后，叶渚沛选择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工作，用心积累对国家有用的知识技能，曾受聘于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所和中央合金钢公司任工程师，后又在美国机器铸造公司任工程师，出任冶金部主任和顾问工程师等职。1931—1933年，他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10余篇有关铁、钢与合金的化学热力学与物理化学特性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引起当时国际冶金界的关注。1933年，叶渚沛在德国的工厂与中心实验室考察了数月，并与一些大学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柏林工业大学的杜勒教授对他的学识极为欣赏，希望他留在德国工作。叶渚沛谢绝了对方的盛情邀请，于1933年末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创建了冶金研究室并出任主任。

　　在敌人隆隆炮声中坚持科研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冶金工业步履维艰。叶渚沛带领冶金研究室的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购置设备，夜以继日组装调试，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轨。然而，他的抱负还未来得及施展，“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随着日军铁蹄的南下，华东地区也被战争阴云笼罩。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迁往重庆，各种机构都在忙于撤退，资源委员会所属的石油、电力、矿产三个研究室都已撤走。“国难当头”，叶渚沛没有退缩，一直忙于指挥安装冶炼精铜的设备，准备把实验室研究的精铜生产方法用于实践，他动情地说：“我们研究生产的铜是用来制造炮弹的，已经快要成功，不能功亏一篑，忙着逃跑。”直到日军逼近南京，外面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叶渚沛才让一部分同事先乘火车撤到武汉、长沙，而自己仍在坚持继续指挥试验生产到最后一刻。迫于无奈，他撤退前将一些仪器设备转移到美国教堂以躲避日军破坏，然后携留下来的同事乘坐临时调来的军用卡车撤出南京。他们撤出后不久，就惊闻“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更加深恶痛绝，互相勉励要尽快掌握精铜生产技术，用以支援前方官兵英勇杀敌。

　　1938年2月，资源委员会将长沙的一个炼铜厂交给冶金研究室，由叶渚沛负责解决粗铜提纯的技术难题。科研人员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从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搬进长沙城内的炼铜厂，修葺设备、技术改造、完善工艺，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攻坚克难，用制造的设备完成了生产电解精铜的科研任务。考虑到战事危急，资源委员会下令叶渚沛赴重庆选址建新厂，于是他奔波两地指导工作。同年7月，长沙炼铜厂试产成功，生产出电解精铜20余吨，含铜99.9%，质量优良，完全可用于军工厂子弹、炮弹的生产，对于国家军事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力支撑了国家抗战的重大战略需要。

　　资助白求恩赴延安救死扶伤

　　在美国求学时，叶渚沛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影响，他在自传中写到，“直到1924年我才发现马克思，那时起才认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同时结识了很多左翼进步人士，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1938年3月的一天夜里，叶渚沛正在武汉的暂住地伏案工作，突然传来了叩门声，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陪同一位外国友人前来拜访。经介绍，叶渚沛得知面前这位是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著名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途中，随身携带的大部分医疗器械遗失，旅费也所剩无几。来到武汉后，白求恩找到艾黎寻求帮助。艾黎无奈表示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于是他们找到叶渚沛想办法。叶渚沛听后被白求恩的精神深深感动，当即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并向钱昌照等募捐，为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医疗器械，送其踏上前往延安的旅程。这次分别后他们虽没能再见，但白求恩“延安是中国的希望”这句话一直印刻在叶渚沛的脑海里。

　　协助公开“皖南事变”真相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一位爱国科学家在国共两党的这次正面交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虽在国民政府身处要职，但叶渚沛对国民党奉行的“片面抗战”政策失望透顶。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抗击日军侵略，军民一心奋起抵抗，抗日根据地燃起的星星之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他的内心感到振奋，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他不仅为3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协会捐款，通过斯诺把捐款送到延安，还资助一些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住所和所辖工厂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国民政府一面对实情进行新闻封锁，另一面歪曲事实中伤中国共产党。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势下，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渠道将真相公之于众。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各国驻华使馆没有直接联系，于是周恩来派人与叶渚沛联系，请他帮忙协调。叶渚沛当时任资源委员会冶金部主任，兼任重庆炼铜厂厂长和电化冶炼厂总经理等职。他慨然应允，为周恩来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几天之后，英国媒体播发了这次会晤的内容，全球为之哗然。1944年，叶渚沛想办法找到了一个出国考察工业的机会，才成功摆脱了国民政府的监视。“我要使自己的科技知识赶上时代步伐，并且弄清楚与中国有关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新动向。”这是他出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弃联合国要职毅然回国报效

　　叶渚沛利用这次机会，特别对美国钢铁工业进行了细致考察，获得许多有益知识。随后，他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学组副组长。期满后，叶渚沛旅居法国和意大利，他在威尼斯与美国玛茜女士（中文名叶文茜）结为夫妻。1948年叶渚沛到美国，受聘于联合国经济事务部，任经济事务官。在此期间，他发表了《生铁铸造》《钢铁生产增长的可能速度》《国家收入的依据》等多篇论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叶渚沛欣喜万分，邀请朋友在家中举办家宴以示庆贺。他激动地说：“我们这些长期漂泊海外的游子，为祖国争誉，振兴中华的抱负可以实现了。”他毅然辞去在联合国的职务，偕妻子与子女返抵香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下，1950年叶渚沛与其家眷回到广州，不久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这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祖国刚解放，百废待兴，各方面都有困难，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希望你在新中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此后，叶渚沛被政务院任命为重工业部顾问。其后，吴玉章将他推荐给澳门赌场副院长张稼夫，由此调到澳门赌场任学术秘书，1955年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叶渚沛负责澳门赌场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筹建，1958年正式成立后担任首任所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 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