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这样三项世界第一——“现役”和“后备”工程师数量排名世界第一；2010年起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2011年起超越美日成为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
但是这三项看似风光无限的世界第一，却没有改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尴尬，在全球产业布局中，仍然暂时不能改变“世界工厂”的尴尬。其中原因何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归纳为三个脱节。
一是科技与教育的脱节。我国工程师数量虽多，但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12－2013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用度”指标中，仅排名第46位。报告预计，美国81％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可以立刻胜任工作，印度有25％的毕业生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比例只有10％。
二是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70％－80％，而我国仅为31．6％，预计2020年达到60％，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因此我国科技论文数量虽多，但在全球被引用次数居于前1％的论文（即“高被引论文”）数量仅居世界第6位。专利数量虽多，但整体转化率低于20％，产业化不到5％。
三是学科与学科的脱节。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学科的知识体系，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实行专业细化，造成一些学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交叉学科的人才、项目、创新团队等评选找不到归属，面向现代科学前沿领域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受到限制。
如何改变这三个脱节？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马德秀委员建议，我国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教体制机制改革，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充分释放大学的创新活力。
她举例说，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曾是卡在中国核电装备业咽喉中的骨鲠，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上海交大潘健生院士主动向负责研发的上海重型机器厂讨项目，并提出“这个项目立不上一个课题、拿不到一分钱也要做！”
潘健生带领的十几位教师加盟后，基础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的优势显现。去年7月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大型铸锻件研制成功，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也从大锻件生产工艺中归纳提炼出基础理论问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学生，迄今发表高水平论文100余篇，并从这个产学研合作中衍生出“973”计划项目。
马德秀委员认为，加快转变大学发展方式，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学要调整自身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同时，也需要外部，尤其是政府给予有力支持。她就此提出五点建议：
一是要改变单一的科研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和教授晋升标准，淡化对大学的论文、专利、项目等数量考核，更加注重创新质量和经济社会效益，更加注重创新人才、重大成果和重大贡献的产出。
二是政府支持研究型大学建立一批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突破。
三是国家从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上，明确产业界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社会责任，为大学生参加高水平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建立稳定的渠道。
四是从国家层面制定鼓励交叉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划，设立国家级交叉学科发展基金，并在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交叉学科专业。
五是建立更加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政策，在国家层面设立技术转移专项支持基金，制定落实对大学技术发明人的股权激励政策，为大学技术扩散和成果转化扫清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