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钱袋子”。２０１５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尘埃落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推进在即。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当前，占劳动者主体的非国企和体制外人员的“钱袋子”又会怎样呢？
最低工资增长目标预计完成
不要小看最低工资，虽然它的变动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公益性岗位、低端制造业基层员工和劳动技能比较低的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但就像央行基准利率一样，反映出的是整个社会的用工和收入门槛。一般来讲，无论是幅度还是频率，最低工资上涨与社会整体工资上涨是相对一致的。
促进就业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明确，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１３％以上。“这个目标预计是能顺利完成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厅长吴顺江说，关键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
据统计，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２２％和２０．２％，２０１３年这个数字则为１７％，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５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１４．２％，均超过１３％。因此，完成任务顺理成章。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幅度一定要超过ＣＰＩ，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劳动者真正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黄作兴也建议，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依据应该是保障职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而很多省份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扣完后两项所剩无几，效果大打折扣。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维科家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职工杨晓霞说，最低工资标准必须不断调整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反过来，更多的职工收入不断提高，也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农民工欠薪还需治本
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助讨薪为标志，我国从２００３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风暴。虽然国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现象还是屡打不绝，尤其最近几年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每到春节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都还是一个热点话题。这种丑恶现象屡打不绝的首要原因就是转包制度：一项工程项目层层转包，最后才转到包工头，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包工头拿不到工钱，更不要说农民工了。
“另外，许多施工企业只在年终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平常只给工人发一定数额的生活费。”郭乃硕说，“要治本，就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工资，这样即便拖欠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
１９９４年颁布的劳动法就规定了按月足额发放工资，但从目前情况看，执行仍然不力。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州晚报》雪君工作室主持人郑雪君说，从工作室接到的投诉看，拖欠工资的案例大部分是由于企业主“跑路”或者企业确实困难有关。
杨晓霞说，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尽管任重道远，但自己对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还是充满信心。
工资正常调整机制还“在路上”
促进就业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明确，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个目标能否完成？其实，国企和体制内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说了算，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
而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说了算：例如很多白领在年底要和公司谈下一年的待遇，每年春节后出现“招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民工与企业议价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资调整主要依靠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这项工作，但还需要一个过程。
曾任职工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往往是劳资纠纷多倒逼出来的办法。
“但是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最大的阻力来自企业主。一些企业主对于协商存在‘惧怕’心理，惧怕职工会‘漫天要价’。”这位代表建议，国家应制定完善法律，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延边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金硕仁告诉记者，由于担任延边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一职，经常要为企业的利益到处奔波。他认为，现在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受外在经济环境影响很大。一旦招工难了，工资就提上去了，一旦招人不愁了，就会把工资降下来。
“从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非常有必要。”金硕仁说。
金硕仁坦言，目前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还在起步阶段，三方中的劳动者话语权比较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利益受到损失最大的往往还是劳动者。
“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赋予工会在维护劳工者权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动机制平衡发展。”金硕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