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一位九十岁的老人给我们的印象，一般都会是行动比较迟缓，思维也不再敏捷，他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而不大在意未来，但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这位大家，他在九十岁高龄的时候，还依然还能站在讲台上，做题为信息时代的来龙去脉和后因特网时期的学术报告，他还能非常明智的断言，信息时代的前途是文化信息时代，不管社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因素，比如生物工程纳米工程等等，文化信息总会统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把这一切和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人放在一起，但是作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奠基人之一，罗沛霖先生非常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在罗老的家里，随处都可以看到他自己动手制作的电子产品。
罗沛霖：显示器的电源，原来的电源开关坏了，不灵了，您自己做的，一个简易的电脑开关。关掉了，开开了，您家里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您自己做的，这个音响呢？能响吗，我们听听？
罗老制作的音响也可以说是废物利用，名片盒也能派上用场。
罗沛霖：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个饭盒吧。
亲自动手制作是罗老最大的享受，现在每逢新年，他还要用电脑自制贺卡。
主持人：我看到了一个您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对您的一个问卷调查，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些问题您还记得不记得？我想挑几个问题问问您？
罗沛霖：记得还记得，
主持人：比如说您童年时代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什么？
罗沛霖：最喜欢做的事儿还是玩玩弄弄，弄点小东西做做。
主持人：这里面还提到你小时候爱做爱改爱修玩具。
罗沛霖：好像我的玩具不太多，不太多，所以要拆没多少对象，但我还一直到十几岁总想做点什么，做成一点什么。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您上中学的时候，您是否偏科？
罗沛霖：偏科我一直偏科大概。
主持人：偏的厉害吗？
罗沛霖：也可以说很厉害。我偏了哪方面，哪方面就是下很大功夫。
主持人：就是你喜欢的那科你会下很大的功夫。
罗沛霖：比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物理和数学比较见长。所以我在高三的时候，就这两年里，把剑桥的整套物理课本都读了都念了。
主持人：那这个物理是学的很好的？
罗沛霖：是，所以我考上海交大的时候考了一百分，到现在同学还提起这件事儿？
主持人：我还看到一个文章的片段记载着您，说您大学毕业的时候，您因为觉得学士帽戴起来很滑稽，您就拒绝戴它绝决拍毕业照？
罗沛霖：到现在我全班戴博士帽照片都集中在弄了这样大一张照片，我现在不知搁哪儿去了，给我寄来，里边就是没有我。
主持人：没有您，所以您小时候的性格就是也有一些散漫？
罗沛霖：当然了，可以这样说。
主持人：在您的问卷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事儿是什么？
罗沛霖：我们那一代人的话，抗日战争对我们很大的有影响的事情。
我的1938 延安岁月
1935年罗沛霖从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那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不断挑衅。而国民党却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拒不抵抗。他听说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统治下励精图治而报幻想，离开在北大读书的女友杨敏如，去了广西的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工程师。但由于工厂一片萧条，他很难施展专长，便借出差之机离开广西，一心想去革命圣地——延安。
主持人：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说，当时你夫人在北京，所以您觉得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你觉得谁能打回北京去，我就要去找谁？
罗沛霖：有点这么个意思，我确实有这个意思，我说我只有延安去那么可以打回平津，和她见面，我跟着蒋介石是没门了。那时候蒋介石是节节败退，当我们听到见到八路军呢，在前方那么还是在拼命在那儿打，打得还是打出几个胜仗来，像平型关的战斗这些。对于共产党，我还是寄以最大的希望。
主持人：但是当时去延安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延安的条件是比您在后方的时候要艰苦得多？
罗沛霖：那不会想到，都知道这个情况，这我还是有个思想准备的，就说是，我们的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主持人：所以这样一些因素，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你个人对自己的这种，当时还是未婚妻，还没有结婚。
罗沛霖：她是我惟一的对象，我是她的惟一的对象。
主持人：两种动力加一块儿，使得您能够承受延安不管多么艰苦的条件都能承受？
罗沛霖：对。
1937年，罗沛霖来到西安寻找机会去延安。他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写了自我推荐信，介绍了自己在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专长。林伯渠亲自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因为当时像他每月能拿120块大洋，而希望去延安的人并不多见。
罗沛霖：林老在接见我之前 正好李强同志后来的贸易部的部长，从苏联回来，他在苏联做了些电信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成绩的，也有发明发现，那么正好他从苏联回来路过西安，这时候 林老就把我的信给他看了，他说这个人 他搞电信还有些经验，咱们有用，要他。当时当然林老没跟我说这些话了，说你到那儿去，先去参观参观，他大概也是这样想就是，到那儿吃得苦吃不了苦
主持人：给您留了条后路。
罗沛霖：我想我是准备吃什么苦都可以的。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当时可能认为您，去看一看以后就会离开的人可能都不少。毕竟您当时在后方的条件很好？
罗沛霖：我什么东西没带，很简单的就去了。去了到那儿把我留下了，那就是王诤同志他做局长，他把我留下了，留下了我说不行，我说什么东西都没带来，穿没穿的，还有一样我一箱书，没这些书那太可惜，不能工作了。我说我回西安去。
主持人：当时您回西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已经猜测，您可能回去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罗沛霖：有这话，我到了延安，当时王诤局长他就说了，说是别人都说你不一定会来了，我说不然，你一定会来的，果然你来了。
主持人：他为什么那儿肯定您一会回来？
罗沛霖：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
主持人：得问他去了。
主持人：当时您在延安是很受优待，我听说。
罗沛霖：优待是很优待的。我的津贴是朱总司令的4倍。
主持人：4倍。
罗沛霖：他5块钱，我20块钱一个月
主持人：这今天很难想像。
罗沛霖：但是我在外面一个月是拿100多元钱的，更多了，可以拿到100多元钱。我知道这地方艰苦的，天天吃小米，我还好睡土炕的时候少，多半都睡木板床。
主持人：这也属于受优待是吧？
罗沛霖：我想总是这样吧，
主持人：在待遇上有没有比您更好的技术人员？
罗沛霖：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就是我算最高的了
来到延安罗沛霖才知道，共产党最早的电台就是1933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队缴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战士弄坏了发射机，共产党就是靠剩下的半部接收机监听到了国民党的情报。1938年，中央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建立自己的通信材料厂，尝试着批量生产电台。这样科班毕业而且擅长动手的罗沛霖，自然被作为上宾给予优待。当时王诤开玩笑说，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主持人：应该说您去延安的时候 新中国最早期的电子工业连一个雏形还没有呢，那时候您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罗沛霖：条件当然很困难了。有一台手摇的车床，有一台手板的刨床，手摇的钻台，有几把老虎钳。
主持人：就是听起来完全是一个手工作坊？
罗沛霖：就是个手工作坊。
主持人：但是我想这里最难的可能还是元器件，因为你要搞无线通讯的话，元器件手工做不出来。
罗沛霖：元器件有些东西没有条件来做，也从外面争取一些。有的还是进口的。那么有几种呢 也没有弄到，而且我们看起来机械加工条件，手工也还可以做出来，可变电容器还有波段开关，波段开关呢，当时也是那个情况之下，不用这个波段开关，变换波段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做，所以这个我们还走在大后方，走在苏联前头。
主持人：就是在艰苦条件下 反而做出来一些很先进的东西？
罗沛霖：对。
主持人：所以到了1938年年底的时候，你去了已经七八个月了，半年多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们生产出来多少电台？
罗沛霖：我就记得60几台的数字。
主持人：应该说在那之后 我们能够批量的生产自己的电台？
罗沛霖：那是小批量了。已经能够说是不是一架两架做，而是十架二十架这样做。
那一年罗沛霖和同事们用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做绝缘材料制作的手工电台，全部被送到了抗日前线。就在他来到延安的一年后，1939年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表面坚持国共合作，但暗自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延安四面受敌。当时延安的城门都被砌掉了一半随时准备应战，人员也开始缩编。党组织对罗沛霖进行了秘密调查后，让他离开延安去了重庆。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会让您去重庆呢？
罗沛霖：因为我是在广西，他们叫第四集团军，他们的无线电厂做过事情，所以当时请我们在广西的 我们的单位中共的在那的单位，调查调查那边能不能了解一点我的情况。
主持人：有点不相信你？
罗沛霖：也不是相信不相信，恐怕也是，你在总参底下做工作，是必要的审查。结果回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报，说是这里有一个出现一个王公度，又是汉奸又是特务，托派，所以你们了解了解，他跟这个人有没有关系。
主持人：您跟王公度有没有关系？
罗沛霖：有没有关系，等于是给中央开了一个题目了？他说没法办了，你在那儿的情况都是你自己讲的，我是无所不谈我什么都说，我的经历。那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回我们这样一个电报，我们就没办法怎么处呢？只好叫你出去了。
主持人：当时你走的时候，不知道广西拍来这封电报？也不知道？
罗沛霖：我就记得有一件事情，后来是个当时的厂长是段子俊了，后来是三机部的副部长，他问过我一次，说是你在广西的时候认不认识一个人叫王公度，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完全不知道。
主持人：那时候您还不知道这是在调查您？
罗沛霖：我不晓得在调查我。
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罗沛霖来到重庆，不久杨敏如也和母亲来到这里。当时的地下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一个叫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得进步组织，罗沛霖负责创办企业。而当初办企业大部分资金是罗沛霖向岳母动员来的。不久青科协受到国民党的注意，罗沛霖也因为经常出入曾家岩5号而遭到特务盯梢处境非常危险。这时，1947年在解放前夕，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党组织希望他到美国留学，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做贡献，而杨敏如则认为这不失是一个保证安全的好机会。
罗沛霖夫人：那个时候我害怕，因为也有白色恐怖。我希望他到美国去。我的心里不是像很多人觉得，哎呀 他是个留学生，我多体面，我没想过这个。我就为了你安全。你去念书吧，你在这儿我嘀咕，我很嘀咕。
罗沛霖的大学同学钱学森推荐他去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在给学校的推荐信中写到：我经常对他的敏感性有高度的感受。罗沛霖把推荐信和他以前写了几篇论文寄给了加州理工学院申请硕士学位，学校很看他的研究成果，竟主动提出让他直读博士。1947年他带着地下党拨款的500美元和第一套西装来到美国。
主持人：那时候已经三十多了？
罗沛霖：35岁我去的时候。
罗沛霖：我每周都要连续听课算起来70几个小时，那我还是认真听课 做笔记，习题，有时候特别数理分析的课 每礼拜一定得留几道题，我到星期五晚间做，一直做到半夜。一定把它做完
主持人：这个做数学题就乐此不疲了。
罗沛霖：可以这么说，题目都很有意思，我答的时候也不按正规答，答的答案老师也很赞许我。在那里就是接触美国的发展情况，接触的容易。所以什么当时出现新的东西，就是计算机，电子计算机、还有这个半导体技术，那已经出来了。还有呢就是信息论，信息论当时也是很新的理论，这方面我都接触到了
主持人：这时候去了美国之后，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发生这么大变化，非常刻苦，一点都不散漫了？
罗沛霖：因为我就在大学也是，我愿意学什么学什么，我还是重视读书的人，但是我就是不重视这三样吧，一个就是课堂讲课，听课，一个就是抄笔记，写笔记，第三个做习题，我数学老师叫张宪红。张宪红说，那年考虑了88分，在全班上我没跟别人比，大概是一二位的。他说你考多少我也给你C。在到美国去那时候才开始正式下大功夫来好好认真学习。
罗沛霖夫人：他这个头发全凸了。35岁去念书念博士。他英文也不是多好。他不是教会学校的。他聪明是聪明的。但是他简直是用功极了。他觉得真是，他觉得这里头有共产党给我的钱，我有责任，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1950年，就在罗沛霖还有2个月拿到博士学位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不久美国宣布参战。罗沛霖担心中国学生回国会受到限制，于是他向导师提出提前口试答辩。而此时他因为去过延安的经历以及与钱学森的密切关系，已经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幸好他学生的身份帮助他买到了船票。在回国的轮船上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当时罗沛霖还不知道，就在他刚刚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到学校寻找他的下落。
我的1952 曲折建厂
位于北京东郊的大山子远离市区，但是很多艺术家在这里经营的咖啡馆却名气很大。他们专门来租借被称之为包豪式建筑的德式厂房，这里的采光非常特别，窗户一律朝北，室内的光线全天自然均匀。这片厂房曾经是我国第一个大型无线电组件企业——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它的引进者就是罗沛霖。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中，苏联专家却建议这个项目应该向电子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东德学习，于是罗沛霖专程赶赴东德考察了13个月。但就在与东德达成初步意见时，罗沛霖却被突然接到回国的指示。
罗沛霖：我回来以后，我们当时还是电信工业局了，我电信工业局领导就说，为什么不要东德做呢？我们还是一面倒吧，要倒向苏联。
王思奇采访（时任华北厂筹建组计划组组长）：罗老他有个特点，这人很拗，说不通的问题，等不通的问题摆着，等着。一看你说你上苏联，人家苏联不答应怎么办，你还得回来，后来还得到这儿，他就等着。最后你还得走到这条路上来。
果然不出罗沛霖所料，在与苏联专家的多次讨论之后，这个项目还是交给了东德。但当他再次带着一箱子的设计图纸回到国内时，工厂的设计方案迟迟得不到批准。尤其罗沛霖提出建设动力车间的设计遭到的批评最多。
王思奇：动力有一个问题，我们动力车间，五分厂啊，罗佩宁几乎遭到，他设计的单位批评。他说为什么你要找到发电厂，他说这是德国人的建议。你想那么大的面积，光是供热是多大呢？利用这热先发电后再供热这不是综合利用吗，是一种节约。罗佩霖这个人很特殊。他权利没别人大，但是他很坚持。
在一波三折的建厂过程中，罗沛霖的执拗脾开始显现出来。
主持人：这个我在看您的，比如说2000年那个问卷的时候，我发现您有些性格特点比如说您的缺点是不善于察言观色，比如说您遇到反对意见的时候是顺其自然，并不是强烈地说服别人。
罗沛霖：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不发言就算了。
罗沛霖：这个始终还是我的弱点？
主持人：始终还是听的弱点，您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罗沛霖：确实很多时候，给人一种印象我是，好像我有点特立独行吧
主持人：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无知不能领导有知。
是的，这件事也让你受到了一些批评
罗沛霖：是呀，有这个事情，后来我成为一个重点帮助对象。
主持人：重点帮助对象，就因为这句话，有错误。
罗沛霖：因为这个有错误认为是有错误，因为没法反驳我，因为什么原因呢？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我说你要我检讨，我私下里可以检讨，但是我说这个话可是有根有据的，不是我自己说的。所以始终没有，是重点帮助对象。
主持人：有没有上升到很研究的程度？
罗沛霖：后来我不是正式入党，入党把我预备期给我推后了。
我的1992 工程院的建立
这张照片上的六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工程院的发起人。站在最边上的就是罗沛霖。1992年，他联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等六位澳门赌场的资深院士，提交了这份成立工程院的建议书，而这几千字则是罗老字斟句酌执笔完成的。
主持人：其实在92年的时候，您已经是科学院的院士了，
罗沛霖：是。
主持人：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还要再推动这个工程院的成立？
罗沛霖：总的说起来我很强调，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理论要从实践中来。
主持人：你觉得工程院的建立是对实践的肯定？
罗沛霖：对实践的肯定，
主持人：袁隆平就是工程院的院士？
罗沛霖：袁隆平这个就是很特殊的例子，他已经做那么大成就，但是从自然科学角度，从基础科学的角度，不能把他接受下来，一直到成立工程院，他很快就是院士。
主持人：在当时您提出要建立工程院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好像还并不是普遍接受工程人员也可以有一个工程院？
罗沛霖：当然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从80年代初很多人都提出来，分别都做了一些工作，做建议做什么，那么都没得到反应，就是我们没得社会的认同。
罗沛霖：但是我认为就是要成立，必须成立，一定要成立。
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您好像没有采取您过去的弱点，就是您坚持的事儿，别人不同意您就听之任之了？你还是坚持了？
罗沛霖：哎呀，那么我们提的建议被驳回来，不是驳回来，就是没有发生效果，也有，但是我不也就认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说应该这样做。
江泽民在罗沛霖等人的建议上批示道，此事提起不少次，看来要与各方面交换意见研究决策。1994年中国工程院终于成立。科技日报的记者沈英甲一直都在关注这一新闻事件，他深知成立的困难，他特意写下了这篇工程院成立的始末。
沈英甲：它的难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观念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通常如果我是研究员，我在看那个工程师的时候，有很多人觉得工程师不过就是一个高级的工匠而已，是把我的东西给实现。就是说在一个具体的搞工程的人，在相当一些人眼里，他们的地位是不够高的。中国工程院成立以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殿堂。登堂入室。现在两院院士在我们眼里都是同等的受到人们的崇敬的。
主持人：您还有一个称号，很多人叫您红色科学家？
罗沛霖：这个恐怕后来是媒体这样说的。
主持人：您喜欢这个称号吗？
罗沛霖：这个事情也不必标榜。
主持人：因为这个红色实际上是意味着，您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为它做实用性的科技工作，在做贡献。
罗沛霖：你说的对。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作为科技工作者来讲，我们有时候想科学是无国界的，我们也注意到很多这样的科学家，当他致力于这样的应用，致力于为一个政权的诞生或者国家的诞生去做服务的时候，可能他学术上的成绩，纯学术上的成绩会进步反而会受到影响，您觉得这样会有遗憾吗？
罗沛霖：我觉得学术不是凭空的学术，是属于社会的，你必须服从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服从于社会的需求、需要。社会的需要当然是大家理解可能有差别，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跟另外一些什么主义者会有分歧，或者说不会完全一致。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你是搞学术，但是你是不是有益于社会是为什么人服务，这就有差别。不能认为学术是没有社会属性的。
主持人：所以您是非常认可红色科学家这样一个称号？
罗沛霖：那你这样认为就认为吧。
主持人：罗老还有一个他自己非常喜欢的称呼，就是他被评为电子信息系统的健康老人。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也一直在试图去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他能够在九十高龄的时候，依然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罗老最终也并没有能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当我们在采访结束之后看到罗老给我们的栏目题写的留言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他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