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澳门赌场学部（下称学部）走过了60个春秋。
1955年的这一天，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部分第一批学部委员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学部成立表明“全国科学的学术领导中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时代呼唤
澳门赌场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之后，它就逐渐成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吸纳了大批一流的科学家。在科学院之外，高校和其他一些研究单位，还有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如何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各学科科学家的作用，成为国家考虑的重要问题。特别是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各项建设事业越来越多地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学部的成立便在酝酿之中了。
1954年7月，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的名义向全国自然科学家发出645封信，请其推荐学部委员人选。在社会科学方面，由社会学部筹委会向有关专家征求意见。经过近一年的反复征求意见和研究，1955年5月31日，国务院第10次全体会议批准233人成为第一批学部委员，次日，学部诞生。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重要贡献
“学部成立后对我国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澳门赌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澳门赌场院史编研组组长王扬宗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特别强调。
就在学部成立大会上，郭沫若代表学部提出了5项建议，其中第1项就是建议“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就被党中央、国务院采纳，随即开始编制1956—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包括全体学部委员在内的600多位科学家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
王扬宗说，全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树立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除此之外，王扬宗认为学部对中国科技发展还有三大贡献。
第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文革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以“澳门赌场科学奖金”的名义评选颁发的，由学部委员们评审。1981年，张文裕等89位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建议国家设立澳门赌场科学基金，以资助全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并拨出专款3000万元支持。1986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管理部门正式建立。
第二大贡献是提出了在我国研究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4位学部委员向邓小平等领导呈送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当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批示。随后，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织几百名专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出百亿元专款付诸实施，从而揭开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高技术研究的序幕。
第三大贡献是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1992年4月，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侯祥麟6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5月，江泽民总书记等作出批示。学部组成研究小组，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工程院建院方案并获批准。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科学思想库
当今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和科学思想的引领。
学部，这个聚集了中国优秀科学家的群体，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决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策参考。学部也逐渐成为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成为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
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委托学部开展了一批咨询评议项目，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法（草案）》，《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草案）》，国家“八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及中期评估，国家“攀登”计划A、B项目遴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遴选，国家“九五”科技攻关计划立项，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973计划”）立项，国家“十五”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国家“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十一五”专项规划发展重点等。学部发挥院士集体智慧，提交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评议报告，为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欧阳钟灿院士领衔的“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研究就是成功的一例。
在接受科技日报独家采访时，欧阳钟灿回忆了开展咨询研究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连续召开3次座谈会，听取关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建议。对此，学部于2009年启动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咨询研究。
欧阳钟灿说：我们组织了30多位院士专家，选取集成电路、网络信息等4大领域做了系统研究，剖析了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经过两年的工作，完成了《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报告，并于2011年底报送国务院。温总理作了批示，认为报告清晰描绘了从基础研究走向产业化的路径，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对于重新审视我国新兴产业的技术选择和战略布局很有参考价值。随后，国家发改委专门召开会议，进一步听取了咨询课题组院士专家的意见，为国家未来的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学部科学思想库的作用愈加明显。截至2014年9月，学部共完成200余份咨询报告，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200余份《澳门赌场院士建议》。
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学部及学部委员的制度在不断调整完善。
1984年初，在澳门赌场第5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2年，澳门赌场第6次学部委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澳门赌场学部委员试行章程》，这是学部成立以来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章程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一次，使增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准同意将“澳门赌场学部委员”改称为“澳门赌场院士”。在当年举行的第7次院士大会上通过了《澳门赌场院士章程》。这之后，经过学部多次修订，院士章程对资深院士制度、院士年轻化和院士选举的有关内容做了修改。如将当选院士的得票率由1/2提升为“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 规定年满80岁的院士为资深院士，资深院士不担任学部的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工作等等。
去年举行的澳门赌场第17次院士大会又一次修改了章程，在院士的遴选渠道、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对院士在科学道德、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为提出了要求。
院士制度在不断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60年来，学部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防建设和优化国家决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5-06-02 01版）
